【中国机床商务网 市场分析】在关锡友的计划里通过“i5”云制造平台可以整合社会闲置制造资源不求全民所有，但为全民所用沈阳机床正在打开一扇“工业阿里巴巴”的大门。推开它沈阳机床能够实现由制造商向服务商的转型新的盈利模式将层出不穷。

  如果告诉你这样一个事实：在国外，一台智能机床，需要一名技工经过数年专业的培训和半年以上的实际操作，才能做到熟练掌握其工作流程。但现在，在中国上海，沈阳机床上海研究院里，有这样一台智能机床：即便叫来一名稍微具备机床操作基础知识的技工，只需对其进行半天或者一天的培训，他就可以熟练操作该设备，甚至还可根据每个用户的独特加工需求而实现“私人定制”。除此之外，用户还能够最终靠移动电话或电脑，只需要轻点指尖，就可以实现对千里之外的智能机床下达各项指令。

  当德国电工委员会主席RolandBent看到i5的操作的过程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不可思议”。因为，德国2013年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工业4.0”战略，以期在制造领域将资源、信息、物品和人实现互联，构建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智能制造模式。没想到，短短一年多后，在中国的沈阳机床就已经看到了中国“工业4.0”的现实样本。

  而做到这一切的，却不过是原同济大学一位叫朱志浩的老师，和他带领的一群离开校园没多久的毛头小伙子。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决心攻占“数控系统”这座山头？又是通过哪些方法，让他们完成了“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智能化升级呢？这些科技极客后面，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128号，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沈阳机床(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研究院）就坐落于此。

  原本以为研发如此高精尖产品的奇才，应该是一些研究数控系统多年的资深专家，但是我们眼中所见却恰好相反。“我们整个团队平均岁数只有27岁，算得上是比较年轻的。”面对《中外管理》的疑问，上海研究院副总经理黄云鹰给出了解答。

  跟黄云鹰一样，这些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从来都不曾想到，让他们如今共事的理由，源于多年前国家领导人对沈阳机床的一次视察。

  根据中国新闻网的消息显示：早在2006年7月，时任中央的，先后到大连、丹东、沈阳、抚顺等地，就推进企业自主创新进行了调研。“其中，对辽宁发展装备制造业、尤其是在机床产业方面率先实现突破并寄予厚望。”在黄云鹰的印象里，“据关总（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关锡友）说，正是这一次考察，国家领导人提出‘沈阳机床要重点攻克数控系统的要求。’”

  2007年，关锡友找到了当年同济大学的校友朱志浩教授。还没等关锡友将这一想法说完，朱志浩就连连摇头。因为，要攻下“数控系统”的山头无比艰难。

  事实确实如此。虽然我们如今看到的i5是一个简洁高效的操作系统，但是其背后的数控系统底层技术，更像一个深不可测的“黑匣子”，包含着电子、计算机软件、伺服驱动等一系列运动控制技术。尽管运动控制理论及公式书本上都有，但一碰真实的操作就水土不服。多年来，已经有无数人在这样的领域铩羽而归。遑论还有人才、资金的压力。

  然而，“这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如果不做，中国机床行业没有核心技术就没有出路，你放心去做，我牵头，有风险我埋单！”关锡友的坚定给了朱志浩信心，也让他下定决心继续向着“拿出中国自己的数控系统”的梦想前行。

  事实上，关锡友的坚定有他自己的理由。中国机床行业的生存现状虽然尚且说得过去，但是，数控系统和核心部件等核心技术的落后，使中国机床业一直干着卖苦力的事。几千家机床企业的利润不如日本发那科（FANUC，专业数控系统生产制造商）一家，90%以上的技术附加值被国外拿走。

  关锡友知道，没有“中国心”的组装业态支撑不了整个机床行业的长久发展。所谓创新，是被现实逼迫的。

  完全开放的办公环境，办公室玻璃上的各种充满个性的涂鸦、手绘标语……如果忽略搁置在门口玻璃罩内的一系列机械摆件，和办公区域内偶遇的测试产品，很少有人会相信，这是一家传统制造企业的研发部，反而会觉得像是一家新兴的互联网公司。

  和董事长关锡友谈话后不久，朱志浩便紧锣密鼓地展开行动。这时候，他利用自己教师身份的优势，从自己的学生当中找到几个人，形成了最初的研发团队。

  他选人的原则是：第一，专业需求一致；第二，为人正直，愿意去学习。除此之外，一定要是拥有共同语言和思维方法的人。因为便于快速“形成自己的文化，大家不需要解释太多，就明白彼此在说什么，这样做才能够提升效率”。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在上海研究院里，所有研发人员以项目为聚合，人人具有平等发言权，除了朱志浩的老师身份以外，没有上下级，没有条条框框，甚至他们也极少开会。尽管目前朱志浩的头衔是：沈阳机床总系统师。但是，这种“无为”的管理氛围，恰好适合这些纯粹的研发极客们发挥创意。

  然而，这条路走得远比想象中漫长。从2007年上海研究院成立，到2012年i5智能系统实现核心技术突破，2013年推出第一款i5产品。整整5年时间，耗资11.5亿元。

  这中间的艰辛和漫长恐怕只有研发人员感触最深。“每天就是运算、实验、测试。”黄云鹰说，其实现实中并没多少精彩的故事，而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重复、试错、再修正”，“大家每天一钻进实验室就是8个小时，甚至十多个小时”。

  这些年轻人只是埋头做研发，间或听闻关总（关锡友）和朱老师（朱志浩）帮着他们扛了很多压力，但是并不知道压力背后还有更多的波折。

  而关锡友很清楚，既然下定决心要做成，就得持续不断地投入，尽管这有很大的可能是“无底洞”。现在关锡友可以语气镇定地说：“做这样的一个东西不能按份量称，也不能用尺子量，啥也看不着。只能等着最后出结果。”

  但是，在研究院成立的前两年里，“大老板”关锡友居然一次都没有去过！“我长时间给他们拨钱，但我不敢去！因为大家都拿我当领导，万一我指挥错了怎么办？所以，干脆让他们心无旁鹜地去做。”关锡友说。

  但创新的阻力来自方方面面，甚至有时来自于“责任心”。有一次，关锡友给上海研究院下拨几百万，刚转过一个月，朱志浩又向关锡友要求拨经费。关锡友大为诧异。细一追问才获知，原来上海研究院漫无目的地“折腾”，迟迟不出成果，让总部高管们很是担忧。因此一位副总很“负责任”地把刚拨下去的款硬是给要了回来！

  而更早之前，由于沈阳机床国企的办事流程缘故，员工工资必须延迟发放，为了不影响研发人员的热情，朱志浩还从自己朋友处借了几十万元给研发人员发工资。

  在朱志浩的眼里，自己就是这些“孩子们”的保姆，他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纯粹、宽容、信任的办公氛围给他们。借钱发薪只是一件小事，背后体现的是他对员工的承诺。“所有的事情只要承诺员工，不管是什么原因，就得兑现，我作为这个负责人，必须要对下属有担当和责任。”作为上海研究院院长，朱志浩认为这些都是他该做的。

  这是上海研发团队这些年走过的路。没有一点外援，也没有一点参考案例，其间，错误、失败如影随形。终于，在2010年9月，当伺服项目部的夏斌按照自己的算法成功地驱动电机运转之后，一切终于开始变得没那么难了。

  “就是那样算出来的啊！”如今再追问夏斌当初是怎么样才能做到的，他腼腆地笑着，依旧“说不清楚”。只是黄云鹰还记得，当他们一起为夏斌欢庆胜利时，实验室里堆的是数不清的烟头。

  “做技术的人就是这样，不擅长说，但他们简单、质朴、纯粹，只会埋头做自己的事。”朱志浩很喜欢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这些研发奇才，他也在努力通过种种途径保持他们的纯粹与研发热情。

  而这种钻研技术的气氛，甚至一度让关锡友完全放手不去过问。直到后来有一次，他去上海研究院，看到这些年轻人的拼命工作状态，作为老板的自己都感动不已。

  尽管，这些研发人员被视为“奇葩”，但在关锡友眼里是拿多少金钱都换不来的宝贵资源。

  除此之外，对这些年轻人的成长，在朱志浩看来，“找到他们的兴趣点比什么都重要。”因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的诉求和特质，帮他们寻找自我适合做什么非常重要。

  为此，朱志浩采用各种不同手段来对待员工，“有些人我经常骂，其实目的是为了激励他一下。有的人我却从来没骂过，因为这和每个人的性格有关。我觉得我们这里有家长制的民间传统文化，其实骂不等于看不上他，只是换一种方式激励他。”朱志浩的家长制作风自有其优势，迄今为止大家对他的称呼都是“朱老师”，很多人怕他，但是不得不依赖他，而他，也努力践行着作为“家长”对“子女”的守护和承诺。

  2013年，i5第一台机床正式面世。2014年2月，i5开始接订单，接受市场考验。截至2014年底，仅i5一个系列的机床订单数量就近2000套，重复购买率高达60%，创造了机床新品牌推广的良好记录。但是最终，上海研究院最终交付用户的只有800套，原因是——人手不够，产品供不上。

  “产品真正进入市场化阶段以后，市场是不等你的，一旦你跨出去了，你就不能再躲闪。”朱志浩说，“2013年之前，我只要聚焦项目进程，以及把我的一些经验灌输给团队，但是现在，原来的事情还要继续，并且要应对来自市场端的挑战，还要想着进行一个一个新业务的细分，并把它们培育起来。”

  而之前一直焦虑i5能否顺利面世的关锡友现在不焦虑了，他开始着急。因为在他的战略规划中，通过“i5”云制造平台，可以整合社会闲置制造资源，不求全民所有，但为全民所用，沈阳机床正在打开一扇“工业阿里巴巴”的大门。推开它，沈阳机床能够实现由制造商向服务商的转型，新的盈利模式将层出不穷！